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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词∣中国工业大奖 China Grand Awards for Industry
1 year, 9 months ago

每日一词∣中国工业大奖 China Grand Awards for Industry

China Daily  

第七届中国工业大奖获奖名单3月19日公布,19家企业、19个项目获得中国工业大奖。据组织方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介绍,获奖名单涵盖钢铁石化、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 The seventh China Grand Awards for Industry were announced on March 19, with 19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19 projects named as winners. 3月19日,获得第七届中国工业大奖的企业代表在领奖。(图片来源:新华社) 【知识点】 中国工业大奖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工业领域的最高奖项,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联合12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共同组织实施,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 今年的获奖名单里,有化工新材料、橡胶轮胎关键技术,也有精密铜管智能制造体系、产业节能及自动化方案,从产业基础到前沿技术,涵盖诸多领域。这份榜单彰显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见证。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业不断强化创新引领、扎实强链补链,迈向中高端的铿锵步伐。 梳理榜单不难发现,向前沿、高端突破是其中共性。这些获奖企业在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敢为人先,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今天,坚定创新、努力攻坚是中国企业要练就的“基本功”。“我国工业门类全、体量大,但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亟需加快产业体系升级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会上表示,希望获奖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上下游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创新体系。 【重要讲话】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In pursuing economic growth, we must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real economy. We will carry out industrial foundation re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research projects on major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

2022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揭晓 “洞见红点”带你从现场穿越到未来
2 years, 3 months ago

2022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揭晓 “洞见红点”带你从现场穿越到未来

China Daily  

“在时代的洪流中,拥有创新思维并保持前瞻性,不断锐意进取,的确是一项特殊的技能。汲取当代精华,创造美好未来,这正是具有附加值的设计概念的魅力所在。” 9月27日,在红点设计概念大奖(Red Dot Design Concept)颁奖典礼现场,红点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彼得·扎克教授(Prof Dr. Peter Zec)作出如上分享。 同期,红点设计概念大奖公布2022年获奖名单。 Trailer Drone 2022红点设计概念大奖 红点之星Red Dot:Luminary Design:Lee SangYup;Company:Hyundai Motor Company, South Korea 放眼于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探索与想象,2022年,来自全球的38件作品斩获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最佳设计奖(Red Dot:Best of the Best),其中,创新型未来移动解决方案作品《Trailer Drone》拔得头筹,摘获本年度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最高殊荣——红点之星(Red Dot:Luminary)。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佳设计奖榜单中,近20件来自中国企业/设计师的设计作品闪闪发光,在国际设计舞台表现着中国设计的活力与潜力。 Terracotta Valley Wind 2022年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最佳设计奖Red Dot:Best of the Best Design:Guo Chenkai, Lyu Yilei, Sheng Baohua, Zhang Yu, China AI技术、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家居生活、生命科学……红点设计概念大奖指向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在设计的加持下,为未来世界释放出宝贵价值。 期待以鲜活设计激发大众对未来生活的想象,用创新概念指引产业升级进阶,家装家居数字化产业服务平台洞窝,9月特别开启“洞见红点”专题,奔赴新加坡红点设计博物馆现场,带领中国观众云上看红点,掌上品设计,共享红点设计概念大奖的魅力。 通过“荣耀见证”“权威对话”“小窝姐在新加坡”“历届获奖作品”等多个栏目,“洞见红点”多维度展现红点设计概念大奖的精彩,并深度挖掘大奖背后正在蜕变的设计趋势与生活方式。 在人类畅想生活、探索未来可能性的道路上,设计概念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透过优秀的设计概念,我们得以与未来更快相遇。 38件最佳设计新鲜出炉 Design Concept勾勒未来世相 以创新程度、美感质量、差异化、实现可能性、功能性、情感成分、影响作为评选标准,红点设计概念大奖设置了红点之星奖(Red Dot: Luminary),红点最佳设计奖(Red Dot: Best of the Best)和红点奖(Red …

银幕中的怪物形象,为何令人畏惧又着迷?
2 years, 10 months ago

银幕中的怪物形象,为何令人畏惧又着迷?

China Daily  

来源标题:银幕中的怪物形象,为何令人畏惧又着迷? “我们生活在一个怪物的时代”。 ——杰弗里·杰罗姆·科恩(Jeffery Jerome Cohen) 在当今流行文化、尤其是以电影和电视剧为代表的视觉文化中,“怪物”们牢牢抓住了我们的眼球:今年年初,韩国丧尸漫改剧《僵尸校园》一度被称为“春节期间最火韩剧”;而在即将到来的3月,曾经大热的《王国》系列也将推出第三季…… 从步履蹒跚的僵尸到“形貌昳丽”的吸血鬼;从来自蛮荒的巨兽“金刚”到与现代文明密切相关的哥斯拉;从充满神话色彩的邪神克苏鲁到科技感十足的铁血战士……我们在感到排斥与惊惧的同时又深深着迷于它们的疯狂与怪异。 从事怪物学研究的学者常援引弗洛伊德对“怪怖”(uncanny)的阐释来刻画人们面对怪物时的感受:“怪怖”源自被压抑者的回返,是一种由此产生的畏惧和惊悚。但同时,杰罗姆·科恩也指出:对怪物的恐惧实际是一种欲望,在对怪物的厌恶中人们也被它们吸引,并体会到一种禁忌般的自由和崇高。因此,面对怪物时,人们同时感到“贱斥”和“接近”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绪,这使得怪物形象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谜题”。 在本期读刊中,我们将走近围绕“怪物”产生的种种“谜题”:面对怪物的银幕形象,我们何以既感到“怪怖”又受到吸引,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绪何以交织在一起;而同时,这些情绪又如何影响了人们面对“怪物”的态度,乃至如何与针对怪物的哲学思考互动。 “怪怖”中的吸引力:作为对“常态”的威胁 电影评论家罗宾·伍德(Robin Wood)曾在《美国恐怖电影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Horror Film)中提出一个怪物电影的基本叙事:即“常态”受到“怪物”的威胁。事实上,“怪物”与“常态”的关系也在当代的怪物学研究中得到了强调:在1974-75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福柯认为“人形怪物”既违背了社会法则、又违背了自然法则——换言之,它们打破了作为法律的社会常态和作为规律的自然常态。 因此,当我们声称怪物电影中的怪物构成了对“常态”的威胁时,这一主张也蕴含着“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双重意涵:“怪物”既是那种无法在“正常”的认识论之下得到准确认知和归类的怪异生物,又隐喻着在社会常态下遭到压抑或操纵的人类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宾·伍德分析了美国恐怖电影中“怪物形象”与“被压抑或操纵之群体”间的对应关系: 如《亡魂岛》(Island of Lost Souls)中的“豹女”隐喻着被压抑的女性性欲,而其中人兽杂交的畸形人则是少数族裔的象征;《德州电锯杀人狂》中出现了退休在家但仍在从事屠宰工作的无产阶级工人;50年代大量科幻电影中外星生物入侵的桥段则反映了苏东阵营的威胁…… 人们面对怪物同时感到“贱斥”和“接近”的机理便在于此:一方面,怪物的银幕形象既“击穿”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常态”,又揭示了“常态”之中的操纵和压抑机制,而这些都会令人感到“怪怖”和“惊惧”;而另一方面,随着“常态”被“击碎”,其中操纵性的力量与禁忌也遭到了冲击,进而使人获得了一种“释放”与“解脱”。正如罗宾·伍德所说:它“实现了我们噩梦般的愿望,打破了压迫我们的规范。” 这种机理在僵尸电影的流行上得到了最为突出的体现。有学者指出,丧尸在美国的流行源于1915-1934年间美国对海地的占领。在海地伏都教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即巫师可以对人施以法术,将其变成没有意识的“还魂尸”,这些“还魂尸”会成为主人的奴隶,为他从事无休无止的劳动。 不难发现,成为“丧尸”意味着个人意识的泯灭和尊严的丧失,是一种典型的物化过程,而此种物化过程和美国普罗大众在大萧条期间的体验产生了共鸣: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劳工意识到了自身被物化、操纵的处境和失去尊严与意义的生活。因此,当人们恐惧于“丧尸”和成为“丧尸”的命运时——这实际是对现实中物化过程之恐惧的移置。丧尸揭示出了在“常态”之下被“压抑”和“正常化”的物化过程,进而唤起了人们的恐惧。 在《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中,罗梅罗(George A. Romero)试图以丧尸来回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常态——甚嚣尘上的消费文化。在影片中,丧尸被购物中心所吸引,因为他们依稀记得“这是生活中的重要场所”。他们依其本能地逛街、试衣……丧尸对食用人肉具有无可抑制的渴望,这本就使其适合于表征资本主义社会无休止的消费和不断扩大的积累。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摆脱了过去的“萧条”,取而代之的是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文化。人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很难看出这是一种操纵性的力量。借助僵尸的形象,罗梅罗以“间离化”的方式重新使之变得怪诞、可怖且令人震惊。同时,在罗梅罗的电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丧尸的冲击令父权制、种族歧视等常态之中的压抑性力量丑态毕露并行将崩溃,这恰恰呼应了罗宾·伍德关于怪物之吸引力的解释,即它打破了压迫我们的规范。 在21世纪,还有许多丧尸电影的内容及其流行与全球化时代的移民问题相关。例如,罗梅罗在其第四部僵尸电影——2005年上映的《死亡之地》(Land of the Dead)中刻画了僵尸围困下的匹兹堡。有学者指出,影片中匹兹堡的防御措施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墨边境对非法移民的防控: 为确保现状,匹兹堡的领导者建造了世界上最极端的边境安全体系——炸毁桥梁、设置路障、用电网和武装警卫保护该地区免受入侵;在仇外心理的支配下,士兵会射杀任何入侵者。这些安全措施让人想到最近在美墨边境建立的围栏,以及发生于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关于部署国民警卫队守卫美国南部边境的讨论。 在2006年的加拿大电影《僵尸管家》(Fido)中更是出现了这样的设定:人们竖起围墙和电网:在围墙之内,丧尸被“驯养”并戴上项圈,为人类从事各种劳动(如家政服务),而在围墙之外则是徘徊无定的“野生”丧尸,他们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予以消灭和防控。 这同样极易令人想起移民的处境。在边境之外,他们视为威胁,当媒体用“移民潮”来形容他们时,这种修辞与丧尸电影中常见的“尸潮围城”何其相似。而即便进入边境之内,他们同样被视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而被加以严格的管控(项圈)。他们的生命遭到档案化和编码化,其从事的主要也是家政等“低端劳动”。 简言之,丧尸是已经死去却还保留着部分生理机能的“活死人”,而移民却是虽保有生命但其生命得不到保障的“赤裸生命”。二者的同构性使得为文明社会所压抑的,对移民的恐惧在丧尸形象上找到了移置的载体。由此,愈演愈烈的移民危机在丧尸那里找到了令其得以“回返”的突破口。 “怪物”、“怪异性”与“常态”:哲学家们的反思 在上文中,我们全部的论述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怪物”是一种对“常态”的偏离。只有当我们秉持这一前提时,它的出现才会在颠覆“常态”的同时揭示出“常态”的荒诞,进而令我们产生“贱斥”和“接近”的情感,并启动对“常态”的间离与反思。而这一前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由来已久的哲学信念。在“论动物的生殖”中,亚里士多德曾论述“怪胎”的产生。他表示: 当某些事物若循乎常例应行的方式出现而今却以另一方式遭逢时,就称为反乎自然。实际上怪胎诸例固然有违于动物界的现行规范,若试详究其蕴,也不全出偶然,而还是循从于某些可捉摸的方式的;当合乎自然的式因(本因)未能操持自然的物因(原料)时,便发生怪样。 简言之,基于“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各个物种的“形式因”规定了它们的“正常形态”。而“怪物”和“怪异性”则被定义为“质料因对形式因的偏离”——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怪物偏离了其所属物种的“正常形态”。 在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人们倾向于认为“怪物”一词源于“显示”(monstrare)或“警告”(monere)。一方面,他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怪物是对”形式因”的偏离;而另一方面,怪物的出现被赋予了更多的解释学意涵:怪物之所以出现,往往是为了“显示”某种讯息、预兆或警告。例如,1495年台伯河发生泛滥,据说有人在河床上发现了一具长着驴头的怪物尸体,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其视为不祥之兆。而这一怪物的图像后续流传到了德意志境内,马丁·路德和梅兰希顿在与天主教互相攻讦的过程中对此加以应用,将其解释为天主教会腐败和上帝不悦的标志。蒙田在《随笔集》中也记载过一名畸形儿:他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却和两个躯干连接在一起。蒙田显然对时人以“预兆”来解读“怪异性”的做法十分熟悉,他说: “这双重的身体和这些不同的器官,连结在同一个脑袋上,这真可以给国王提供一个好预兆:我们国家的各部分将会继续置于他和谐的统治下。不过,还是不去管它吧,免得将来事实与此不符,最好等事情发生后再来作预言,以便事实与预兆相符合。” 然而,以特定的“预兆”来对“怪异性”加以解读,这一举措本身显然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蒙田对这种解释方式也多有嘲弄。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常态”和“标准”是否真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一般边界分明?关于这一问题,现代早期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随笔集》中,蒙田认为: “我们把违背惯例称作违背自然,其实世界万物均为大自然的产物……我们所谓的畸胎,在上帝的眼里并不是畸胎。上帝的创造无边无沿,他所看到的形式也是无穷无尽。看来,使我们不胜惊异的那个形态,不过是同一类的另一种形态,只是人类尚未认识罢了。” 而约翰·洛克也在《人类理解论》中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僧侣圣马丁出生时形貌丑陋,几乎“被逐于人类之外”,甚至有人想将他处死。但圣马丁最终侥幸得活,并成为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僧正。洛克由此认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物种间确定不移的界限。人们用以进行区别和分类的“标准”及“本质”无非是“人为制定”的“名义性本质”。因此,“正常”与“反常”的界限只是人类的赋名和建构,并不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此类界限也需要根据人类的实际生活经验来予以灵活调整。 不难发现,蒙田和洛克的观点与“怪物电影”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借由“怪物”的存在来揭示出“常态”中的不尽合理之处,并主张对常态加以反思和调整。而相较之下,当代的后人类思潮则显得更加激进。在相当一部分后人类学者看来,仅对“常态”与“反常”的差别进行反思和调整并不足够,此种差异需要彻底被“取消”。在哈拉维的作品中,她所倡导的是一种多物种(包括所谓的“怪物”)之间不分彼此、无计差异与优劣的共存。如她所说: “在最好的意义上,克苏鲁们是怪物:它们展示和履行了地球诸物种的进程和生物在物质层面的多种意义.在怪物纪中,彼此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是对人和资本的命令最激烈的回应。” 在亚里士多德和蒙田、洛克那里,怪物仍然以他者的面貌出现,是令人们感到“震惊”乃至“悚然”的存在: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怪异性与常态截然对立;而在蒙田、洛克那里,怪异性则不断冲击常态,迫使常态做出调整和变更。但在哈拉维眼中,怪物彻底失去了“他者性”,也不再令人觉得可怖。正如学者姜宇辉所评论的:在这幅“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浪漫图景之中,曾令亚里士多德殚精竭虑的那种怪物的可怖的强力和暴力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在洛夫克拉夫特那里如此骇人听闻的“克苏鲁(Cthulhu)”这个终极怪物,也在哈拉维的生花妙笔之下无形间化作创世神话中那孕育万物的温柔母体(Chthulu)。 当怪物不再“可怕” 与“怪物”不分彼此地共存,这样的结果是否真的是可欲求的呢?对此,另一部丧尸电影,上映于2004年的《僵尸肖恩》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回答这一问题的视角。 和不少丧尸电影一样,僵尸肖恩试图用“丧尸”来隐喻人们物化而麻木的生活状态:主人公肖恩并没有变成丧尸,但其生活却与丧尸无异:四体不勤,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际关系,以机械重复的方式度过每一个日子,唯一的乐趣是和肥宅好友一起打游戏……但和以往的丧尸电影不同,带来此种物化生活的“常态”并没有随着丧尸的爆发而被颠覆。相反,在影片结尾,军队力挽狂澜,生活恢复常态,而“非人”的丧尸竟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发现丧尸还保留着“生前”的习惯,因此:“喜欢当超市营业员的僵尸继续在超市门外整理推车;一个女人每天与自己的僵尸丈夫同床共枕,肖恩甚至可以继续和他变成僵尸的肥宅好友一起打游戏……”轰轰烈烈的丧尸爆发不过是向“庸常生活”这潭死水中投下的小小石块,涟漪散后,人们继续麻木而物化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僵尸肖恩》的结尾正是哈拉维“共存”理想的实现。人们真正和“丧尸”这个“非人”不分彼此地生活在了一起。但与这种“共存”相伴的,却是人们失去了对自身生活之“常态”加以批判的可能。“丧尸”的存在本应带来“怪怖”和“惊惧”,让人惊觉“原来我过着和丧尸无异的生活”,进而“揭穿”生活背后的物化机制;但在《僵尸肖恩》中,反而是物化机制把“丧尸”拉入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状态,人们毫无惊惧地接受了丧尸成为生活的一员。 由此不难发现,我们诚然不能过分地执着于常态与反常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很容易导致对他者的贱斥。然而,人们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以他者作为自己的参照。以此观之,彻底取消自我和他者的区别将令人们失去反观自身生活的可能。而且,此种行为往往不是真正地包容他者的他性,而是将他者拉入自身的“常态”之中——就如同《僵尸肖恩》中人们平定了僵尸暴乱后,让僵尸继续参与人类生活。这看似是与他者共舞,实际是令僵尸转变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将其拉入人类生活的同一性暴政。 在《市场的怪物:僵尸、吸血鬼和全球资本主义》(Monsters of the …

观中国 | 为何要在反华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丹麦学者起底西方“心魔”
3 years, 1 month ago

观中国 | 为何要在反华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丹麦学者起底西方“心魔”

China Daily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缺乏了解,却抱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他们把中国当做最新的“假想敌”,不遗余力地打压、抹黑中国,挑起意识形态纷争。这种做法不仅无知而且危险,其目的是为了构建起一套服务于军工-媒体-学界复合体的意识形态结构,但最终西方可能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反噬。 我今年70岁了,长期以来,我总是听人说,“俄罗斯人有一天会发动突然袭击,并在48小时内占领巴黎”云云。我们西方国家好像很弱——也许现在还不是,但如果我们不大幅增加国防经费,我们将在未来五年内变得很弱。 而眼下,我们,也就是西方,已经陷入另一场“冷战”——中国是新的最大敌人。 在西方主流媒体中,你读到和听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包括它的发展状况、领导人、执政党和政策;你不可能了解到,在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排行榜上,中国排行第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高达近95%,而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满意度仅为38%。中国已经有超过7.5亿人脱贫,在国内彻底消除了极端贫困。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无知 其实,大多数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社会和思维方式一无所知。你越是不了解中国,从来没亲自到过中国,那就越容易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 对抗、谴责、打压、遏制,最终战胜中国,成了美西方现在唯一的外交政策目标。在美国,甚至有相关法律做支撑:根据《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国计划拨款15亿美元用来培训媒体人员,专门从事关于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报道。要知道,“一带一路”倡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涉及140多个国家,甚至连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意大利也是参与方之一。 再结合美国的媒体宣传,你就不难明白,美国所标榜的“媒体自由、多元、客观、独立”理念已死——不是被别人杀死,而恰恰是被美国自己杀死,被那些美国怎么说自己就怎么报的“主流媒体”杀死。 图片来源:东方IC 盲从 苏联时期,可能没多少苏联人真的相信《真理报》,但在西方国家,大多数普通人仍然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深信不疑(如果他们对自己国家或地区以外的世界还算关心的话)——然而这些媒体恰好在反俄、反华、反伊朗的态度上高度一致,而对亲北约、亲美国、亲军事、亲战争或干预的观点却不做批评或质疑。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走得很远了。在不久前的德国大选期间,我收听了最后一场各党派领导人辩论,发现在辩论主持人说到“俄罗斯和中国是大威胁”时,竟没有一个政党领导人提出反对,就好像这是事实一样。所有党派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认为,北约成员国有必要把军费开支增加到GDP的2%。这根本不是理性的观点。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一国军费开支多少,要看它真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胁,而不是随GDP而增减。 然而这就是现实:如今他们的认知水平就是这样,关于和平、裁军的话题要么消失不见,要么备受质疑。这种反智主义和肤浅的军事安全思维必然会起到反噬作用,尤其是对那些盲目追随美国的人,正如当年东德盲目追随苏联。 图片来源:新华社 病根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植根于西方世界内部的偏执。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人们“当心军工复合体”;然而在西方,其实有一个比军工复合体运作水平更高、实力更强大的利益集团,那就是“军工-媒体-学界复合体”。 但仅仅是偏执还不足以解释一切。这种偏执的最终目的是增强军工-媒体-学界复合体、或者说是军国主义的影响力——而这无疑带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军国主义就像酗酒或吸毒成瘾的人,总是过段时间就要“来上一口”,让自己“爽”一下——如果不及时寻求帮助的话,他迟早让自己给“作”死。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同时我们还看到,西方习惯于用自己的阴暗面来揣度其他国家。他们总是对别人的“错误”指指点点,但其实那些“错误”恰恰是他们自己做得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说,西方经常指责中国“侵犯人权”,但事实却是,中国使7.5亿人脱贫,而美国至今仍有大约2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西方怎么能让我们相信,已经200年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的伊朗,竟对世界构成了威胁? 在西方眼中,好像到处都是敌人——他们也确实需要“敌人”,这是一个脆弱、分裂的社会的标志。一个正常人,不会看见谁都觉得像敌人,只有当对方变得跟自己一样时,才把他当朋友。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缺乏自信和安全感。 还有一个词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西方的世界观,那就是“二分法谬论”,即这个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不存在“中间地带”:我们就是好,他们就是坏;东方就是要对抗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对立的;要么站亚当·斯密,要么站马克思;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我们的敌人;要么主动顺从我们,要么被我们征服;要么接受我们的“普世”价值,要么被妖魔化,受到惩罚。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与此相叠加的是西方人心中一种基督教传教士“把上帝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式的热情。北约在130多个国家建有700-1000个军事基地,还组建特种部队,在他们感觉有敌人“潜伏”的地方搞情报渗透,发动大规模心理战,利用媒体编造谎言,植入他们的叙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西方真的正在走下坡路——对此,他们自己坚决不能承认。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的行为就像一个老家长——他行将就木,觉得自己正在失去权力,他作为领袖、权威和榜样的角色越来越被忽视,如同一个老师不但管不住学生,反而甚至被一些学生嘲笑。 西方害怕终有一天,“真理报时刻”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到那时候,西方民众将发现,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西方媒体告诉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接触到另类观点,从其他国家的媒体和新闻机构,以及真正的独立消息源来获取和利用信息。 届时,就像1989年柏林墙上的砖头一块一块地掉下来一样,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这个体系压根不是他们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民主、自由、人权、世界的共同利益与和平——它只是一种宣传。而这种宣传还只是冰山一角,在它的下面是国家利益深冰,还有几艘“攻击型核潜艇”,分别叫做“军事”“政治”“心理”和“文化”。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部分西方人认为,一些国家在军事上、体制上,甚至道德、种族和文明方面处于弱势,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国家。西方为了打好宣传牌,需要不断地把自己定义为更高级、更优秀、更强大的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低等国家”做梦也想不到的特殊权利。 抉择 我认为,西方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西方自己。西方编造出出种种“威胁”,都是为了构建起一套服务于军工-媒体-学界复合体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是一部危险的“永动机”。 因此,对于西方这种意识形态操弄,以及由此创造出的“敌人”形象和人为煽动的恐慌情绪,我们不应一味地接受,而要予以坚决反对、批判,并敢于提出不同见解。 如果西方领导人没了“敌人”就活不下去,那我们可就全都遭殃了。我决不认为这是个好选择。上世纪70年代,美国动漫大师沃尔特·凯利 创作的漫画人物Pogo有句名言:“我们遇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说到底,我们希望看到的情景是,世界各国领导人齐心协力,为各国人民服务,并且表示:“我们一致同意,减少(比如说减半)武器装备和军备竞赛带来的浪费,把省下来的数万亿美元用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把富余出来的人力和其他资源用于创造共同福祉。我们要首先把彼此伙当做伴和朋友,要开展合作而不是对抗。” 遗憾的是,似乎没有人有这样的远见,因此我们正朝着空前的灾难越滑越远。但是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并且当西方实现“华丽转身”,在一个政治上多极、文化上多元、军事上非对抗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强大而健康的合作伙伴的时候,人类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才会更容易在气候变化、贫困、全球民主、发展、水资源、文化教育,以及和平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 本文原标题为 "Real enemy of West is West itself, not China"

Happy to do or happy doing? 形容词后的动词形式
3 years, 6 months ago

Happy to do or happy doing? 形容词后的动词形式

China Daily  

Happy to do or happy doing? 形容词后的动词形式 Play audio file 内容简介 听众 Missy 想知道 “happy” 或 “busy” 这类的形容词后面是否必须接动名词 “doing”。有关哪类形容词后用哪个具体的动词形式,其实并没有一个通用的规律。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偏向于使用 “形容词 + 不定式 to do” 的结构,而在其它时候,则更常用 “形容词 + 动名词 doing” 的结构。本期节目通过多组例句帮你判断形容词后应使用的正确动词形式。 欢迎你加入并和我们一起讨论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请通过微博 “BBC英语教学” 或邮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email protected] 文字稿 (关于台词的备注: 请注意这不是广播节目的逐字稿件。本文稿可能没有体现录制、编辑过程中对节目做出的改变。) Jiaying 大家好,欢迎收听 BBC英语教学的 “你问我答” 节目,我是主持人佳莹。“你问我答” 是一档回答广大听友们的各类英语难题的栏目。这一次我们要回答来自听众 Missy 的问题,由我来代读她的问题。 Question 你好,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be busy doing” 这个词组我学过,但在看英美剧时,我遇到过 “be happy/sad/exhausted/comfortable doing”,我没学过。是心情类形容词后面就可以加 “doing” 且必须是 “doing” 吗?这种加 “doing” 的形容词有统一规律吗? Jiaying …